一流大学光靠钱是堆不出来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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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3月，北京大学收到一笔10亿元的捐款，这笔来自北大校友、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永新的巨额捐赠，刷新了北京大学建校以来个人捐赠的纪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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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个月后，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陈东升也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0亿元，成为武汉大学校史上受赠数额最大的一笔，也是我国大学医学、生命科学学科领域数额最大的捐赠之一。

优秀校友和企业的大额捐赠已成为高校筹款的重要渠道。2022年2月发布的《2021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在对2015年至2020年982笔大额捐赠进行统计发现，81%的大额捐赠项目由企业、企业基金会、企业家、企业家个人基金会，或由以上四者联名捐赠。其中，来自校友的大额捐赠有188个，占比26%，校友无疑是高校的宝贵财富和最易吸引的大额捐赠人群体之一。

也有评论认为，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筹资渠道较为单一，主要来源于校友或校友推荐的企业，缺少对其他个人、团体、公益基金会等潜在捐赠人的挖掘。而在对校友资源严重依赖、筹资动力不足等情况的背后，是高校基金会面临的筹款困境。

捐赠率不到5%

作为一支重要的公益慈善力量，目前中央高校、各省省属主要高校基本实现了高校基金会全覆盖，大多数“双一流”高校已经设立基金会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已经达到700余家，截至2021年年末，仅原985高校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600亿元，年度筹资规模接近150亿元。2022年，位居筹资能力前两位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，筹资规模分别达到了20亿和15亿元。

高校基金会的崛起，有其必然性。对外而言，在世界的一流大学评估体系中，筹款能力已成为一项重要指标。对内而言，高校基金会作为高校筹募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，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，专业化的基金会筹款运作，可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、提供高校发展所需，为高校赢得雄厚的财政资本和形象资本。

“创建世界一流高校，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共同理想。一流大学光靠钱是堆不出来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”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、北师大教育基金会顾问洪成文向《中国慈善家》表示，依靠政府的拨款，以及211工程、985工程和“双一流计划”的特别支持，为高校吃下了定心丸，“但光靠政府的支持还是不够的。如果能形成合力，依靠政策引导、大学主动性和企业家的慷慨捐赠，将是中国大学一流征程上的福音。”

然而，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冲击，近年来一些高校基金会也受到一定影响。以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为例，2019年捐赠收入超过3.1亿元，2020年下降到不足1.4亿元，而2021年仅收到8000余万元的捐赠。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2021年捐赠收入合计约1.47亿（其中现金收入不足8000万），而在2020年的年度收入中，仅现金收入就超过1.4亿元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依靠校友资源开展捐赠，成为很多高校基金会的首要选择。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靠校友来获得大额捐赠，但即使将校友作为捐赠主体也没有任何问题。”作为高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者，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， 校友捐赠的参与率越高说明大学办校质量越高，“只要把校友资源用好，就没有必要外面找资源”。

“和社会上的公益组织相比，高校基金会是有托底的，大学就是它的坚实支撑，众多校友也是它的主体支撑，越来越多成功的校友，不仅给学校增光添彩，也是高校基金会得天独厚的‘富矿’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张伟说。

“校友是高校最靓丽的名片，也是最宝贵的财富。”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于洋介绍，在该校基金会捐赠到款中，校友捐赠的比例大概已超过60%，但他仍觉得资源挖掘不够，尚未突破校友资源依赖。

对于一些非“双一流”大学，校友能为母校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。一位不具名的西部高校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向记者坦言，由于缺乏专业人才资源，募集资金范围较窄，只能利用校友会呼吁事业有成的学子给母校适当做一些贡献，范围十分有限。

“像我们这样的学校，我甚至有时怀疑设立基金会的必要性。”上述负责人诉苦道，赶上疫情这几年，以前有捐款能力的校友现在热情也不高了。

在筹资方式上，目前，大多数高校对于筹资项目的宣传仅限于校庆活动或相关校友会，或在学校基金会官方网站上发出倡议，由于有限的访问量，使得筹资项目无法推进。

整体来看，我国大学校友捐赠率并不高，平均不足5%。而按照美国的大学校友捐款率排名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捐赠率高达59%。

这也反映了高校基金会多重视知名校友的大额捐赠，期待“重筹”，而忽视了普通校友的“众筹”。一些高校基金会开始将目光投向小额捐赠，利用互联网平台、校内小程序等，发动普通校友捐赠。

那么，给学校捐款多少才算“合适”？

“不论捐赠金额多少，都体现了您对矿大的关怀”。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官网上回复校友称，不论金额多少，校友的每一笔捐赠都会计入“校友捐赠参与率”。校友捐赠参与率代表了校友对母校的满意度、自信和认同，通常会被其他外部捐赠人作为重要决策依据，也会同时提高自己学位的含金量。

宁夏大学学生参加毕业典礼

马太效应

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，来自社会的捐赠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教育事业发展，多渠道汇聚资源是学校多元化收入体系的重要渠道，更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与保证。

为了鼓励社会对高校的捐赠热情，早在2009年10月12日，财政部、教育部联合制定了《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，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进行配比，实际上是一种慈善基金的捐助形式。简而言之，比如设立10块钱的公益基金，当有人捐助1元时，这笔公益基金同样也捐助1元。此举正是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，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社会捐赠体制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《办法》实行后，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不断增多，而且政府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，办学条件越来越好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。但由于中国高校体系庞大，那些非中央级的高校受益不大，让“马太效应”凸显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梳理部分高校年报发现，除了政策层面，目前中国的700余家高校基金会中，由于掌握的资源存在很大的差异，自身筹资能力两极分化严重，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目前仍集中在重点高校，而大部分普通高校基金会捐款收入捉襟见肘。

宁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的捐赠收入仅232万元，2019年为184万元。2021年的24家“鸣谢”单位中，最大的一笔捐赠额为200万元。辽宁大学教育基金会2019年的捐赠收入合计仅约121万元，该会2021年的捐赠收入有所增长，但也只有400余万元，其中，“非限定”收入仅50余万元。

即使在前述《报告》中观察的78家获得千万级大额捐赠的高校基金会中，也出现了明显的“分配不均”现象。

从区域来看，占总数不足20%的华北地区高校接收了超过一半的捐赠总额。拥有众多“双一流”大学的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学校数占本次受调查高校数的50%，在大额捐赠项目数中却占73%，在到账总额和协议总额中占到约82%和87%；其中华北地区高校(北京12所、天津2所、山西1所)以不到18%的学校数量在协议总额中更是占到55%。

从省市分布来看，大额捐赠的接收高校主要位于北京、浙江、广东、上海、湖北、福建。其中，北京独占鳌头，其高校基金会吸引了占总额超过一半的到账金额，是排名第二的浙江省的2.5倍。

在张伟看来，“双一流”大学或者说办学水平越高的大学，捐赠收入越高，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与校友成就存在普遍的相关性，这是可以在统计规律中获得检验的。

另一方面，高校基金会筹资能力也和学校是否重视、相关制度是否健全配套、运行机制是否顺畅有效、与校友等外部关系建设是否良好等因素密切相关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国高校基金会运营水平即便是在42所“双一流”大学阵营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，而一些地处中西部的大学也能吸引到较大额度的捐赠。

2021年8月25日，鸿文慈善基金增设上海交通大学“鸿文永久基金”捐赠签约仪式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新行政楼举行。

如何突破瓶颈？

高校基金会作为高校管理体系中较为特殊的组织形式，虽然从法律形式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但品牌依附性、资金来源、人员、场地等各方面都与所依托高校有着各种各样、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“高校基金会事实上是高校的一个内部职能单位，它必须根据举办人（高校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需求，来构建自身的发展愿景和发展规划。”于洋说。

在高校基金会和大学的这种密切关系之下，很多高校基金会仅仅被视作一个“收钱”的部门。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体制下，大学经费严重依赖财政拨款，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占比较低，高校基金会难以发挥更大作用。

这样一个聚集大量善款的慈善组织，在回应社会期待方面，有着较大的局限性。一些本应在募捐和资金保值增值方面发挥作用的高校基金会，却普遍延续高校行政化的管理模式，在内部组织建设中不重视筹资机构、筹资队伍以及校友会的建设，以校庆捐赠、校友捐赠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，而缺乏向外筹资的能力和动力。

在外部治理结构中，也未能与学校校友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形成联动、相互配合，深入挖掘校友和社会资源，在筹资工作中缺乏主动性、灵活性和机动性，不能根据学校和基金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筹资规划、确定筹资目标、设计筹资项目和活动、培养筹资对象，严重制约基金会捐赠规模的扩大，阻碍高校多元化筹资体制的完善。

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曾根据互联网公开信息，对2019年总资产排名靠前的22家高校基金会做过不完全统计，其中资产总额前三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总额93.91亿元，年度捐赠收入17.44亿元，投资收益5.6亿元；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总额64.8亿元，年度捐赠收入9.38亿元，投资收益3.87亿元；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资产总额31.8亿元，年度捐赠收入6.11亿元，投资收益0.37亿元，收入差距较为明显。而在这22家基金会中，有6家未公布投资收益，或者收益为0。

“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作为公有资金，管理非常严格，甚至近乎苛刻，必须要受到相关部门的审计，因此，无论是交给专业的外部机构，还是内部的投资机构，都面临着风险和压力。出于这种担忧，理事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，都是十分谨慎的。”洪成文向《中国慈善家》分析道。

杨维东认为，高校基金会的管理按照高校内设部门的逻辑进行，虽然保证了其安全性，但它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尤其是高校管理中讲求稳妥、谨慎，在创新方面就会打折扣。

“高校基金会的发展，与所在大学的发展情况、基金会负责人及高校领导的重视程度都是密不可分。”杨维东建议，不管是教育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，要对高校基金会多元化投资有新的战略性认知，要加大鼓励高校基金会的创新力度。

于洋对此深有体会：“高校基金会兼有高校职能部门和社会慈善组织的双重属性，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多种监管体系在同一组织上发生效力，导致高校基金会的发展边界不是很清晰，对于一些探索创新就有些畏首畏尾。”

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经过多年摸索，于2018年启动保值增值管理改革，搭建自己的投资团队和架构，以更加市场化、专业化的方式运作高校的慈善基金。这种改革让其有底气和能力进行更多的市场化投资尝试，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投资回报。2021年年报显示，该基金会该年度捐赠收入超过17亿，投资收益达5774万元。

但于洋也坦言，高校基金会保值增值收入的税收减免一直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，不利于高校基金会做大做强捐赠基金。

而事实上，目前所有基金会保值增值收入的税收政策问题仍是一个突出的矛盾。按照相关规定，慈善组织的收入构成中，除捐赠收入等项目明确免税之外，为保障慈善财产保值增值而进行的投资活动，其收入仍须缴纳25%的企业所得税。

针对这个问题，慈善公益业界专家和社会人士多次不断提出相关呼吁。例如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，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斌表示，目前关于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收益税收政策，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慈善组织的潜能扩大。他建议减免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收益税收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出，需要高度重视基金会保值增值收入的税收政策问题。